我只向真理低頭
⊙ 陳夏紅
一 學在蘇聯
關于留學蘇聯的情形，我以前曾寫過一個小文章，叫做〈雜憶留蘇〉，這裏面對于我當年留學蘇聯有一部分描述，你可以找來看看。
我被國家派往蘇聯留學是1951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正式派遣蘇聯的第一批。在這之前，像李鵬那樣的烈士子弟，是1948年直接從延安派出去的。我們這一批400多人，當時是第一批。我們派到蘇聯去的時候，沒有學過外語，俄語都沒有學過，而再後來從1952年開始派遣留蘇，一般先在國內先學一年俄語。所以我們當時去的時候，除了陳漢章做過俄文翻譯對俄文很精通之外，基本上沒有人懂。但我本人在參加工作以後原來有英語的基礎，所以自學了一點俄語，無非掌握了一些單詞吧。
那一批學法律的，我的印象也就我們十多個人，當時都是組織派遣的，組織從華北局、從團市委調的。當時我在團市委。我被選中後，只準備了一個月左右就出發了。
我們先被派到喀山大學。列寧曾經在喀山大學法律系讀書，後來因為他在喀山大學從事革命活動被開除了。但即便這樣，我們能夠去喀山大學，依然感到非常光榮，因為畢竟跟列寧是校友嘛；儘管列寧被喀山大學開除了，但是列寧曾經坐的那個位置什麼的都還被保留下來。
喀山這個城市現在說起來可能不算小，但是當時的地位來說，比起莫斯科、比起列寧格勒，當然沒有什麼名氣。當時在喀山學習的只有三所大學有中國的學生，一個是航空學院，這部分後來很多人成了我們航空航天的骨幹；還有化工學院，後來很有名的就是彭湃烈士的兒子，是我們國家的核潛艇的總工程師。
我們原以為會一直在喀山待著。可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搞了一個大赦，這一大赦就從監獄放出來不少人，所以有一段時期，喀山的社會秩序比較亂。我們也很擔心，我們駐蘇聯大使館也擔心，覺得這麼一個地方如果社會秩序不太好的話，會影響到安全，所以陸續這幾所學校的學生都到莫斯科了。所以我們是1951年到1953年在喀山大學學習，1953年到1956年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所以課程都是銜接的。
蘇聯的學制中，學院是四年，大學是五年。我們這些人除了陳漢章是俄文翻譯直接上了大學一年級之外，其他人都是先學一年外語再上大學，所以正常的學習時間是六年。我當時只上了半年的俄語，下半年我就隨著本科生上課了。當然很吃力，所有的課程要是想聽懂，必須事先把課文看一兩遍，完後再聽講就有些印象。這樣的話，我就在第一年的下半年我就開始跟著班來上課，參加考試，然後把第一學期還沒有考的四門課，我還在後來自己學完再補考，所以這樣的話我等于說比其他的人吧，像那一起去的還有王叔文、吳健璠，比起他們我等于說是提前了一年。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說，我提前一年回來，搶個右派帽子戴，就是這個道理。
莫斯科大學學習也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就在老校舍了，老校舍雖然在莫斯科條件比較差一點，條件相對來說要艱苦一點。後來莫斯科大學新校舍修成了，在一個現在還很有名的當時叫列寧山現在叫麻雀山的地方。莫斯科大學新校舍現在仍然很宏偉、壯觀。我們在那裏大概有兩年時間。
蘇聯的學習方式，就像我在文章裏面介紹的一樣，蘇聯本身的法律體系仍然是羅馬法體系，蘇聯的教學方法也有一些很可取的，就是是德國式的SIMINAR，也就是討論式的，還有一些很可取的地方，要更多的著重于老師出個案例題，然後由學生討論，去從蘇聯現行的法律裏面找答案。這點對我們來說比較艱苦，因為不瞭解蘇聯當時的社會情況，在瞭解使用的法律方面會比較困難。
在蘇聯期間，每年假期的時候，我們都要去玩兒，有的時候去休養地區休養。我頭一年的時候，我去一個蘇聯同學的家裏面，那個家是在頓河附近的一個農村，我們在那兒待了三個禮拜，天天騎馬、喝牛奶等等。這個印象很深，當時蘇聯的農村雖然窮苦，但是他們那個村裏面比起我們的農村還是富裕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蘇聯地大物博，在農村土地不那麼緊張，我記得那時候最歡樂的就是很多年輕人一塊到樹林裏面採草莓，都是很自然生長的草莓，自然的森林，自然的長出來的東西，不像我們的現在的土地這麼緊張，一寸地一分地都拿來種糧食。
從當時來說，蘇聯跟中國的關係，應該說分兩個階段：斯大林在的時候，我們關係還不是那麼緊密，特別是1951年到1953年這段期間。為什麼呢？因為斯大林覺得中國共產黨搞的革命終究還是農民的革命，不是很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他總覺得中國不是很可靠。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月9號左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當時斯大林賀電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評價非常高，但是對中國就不是那麼的高了。我們剛剛在蘇聯的時候，正是當時斯大林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那兒還不能公開活動，因為斯大林不允許任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或其他政黨在蘇聯土地上活動，當時我們的黨支部還不能成立，只能以學生會的名義來活動。
其實，中國跟蘇聯關係最好的時候，恰恰是斯大林死了後赫魯曉夫掌權的時候。那時候關係也比較密切了，而且我們可以成立自己的黨組織，黨組織活動也可以公開。那時候戈爾巴喬夫就在莫斯科大學團委工作，我那時候在莫斯科大學校學生會工作，可能工作的時候有所來往，但是現在也記不清楚了，那時候也沒有想到過他後來會做成這樣。
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的這段時間，我們對于蘇聯法律的真正學習應該說不是很深入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在文章裏面也講了，就是我們不能帶任何中文書去。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俄文裏面的每一個法律概念，在中文裏面到底是什麼字，學了半天還都是俄文的概念。但是在中文裏這個字叫什麼呢？有的知道，像債，有一些就不知道相應的概念是什麼了。另外，在法律上，蘇聯本身還有很多很教條化的東西，蘇聯最大的問題就是教條主義，什麼東西都是一套一套的。
二 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
蘇聯學習回來以後，當初徵求我們意見做什麼工作。當時去的時候，組織上就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大致說你們這批人到蘇聯留學，建國以後第一批，又是文科，文科的人不像理科，理科的回來可以去工廠、鋼鐵廠、搞自動化、搞汽車等等；我們這些學文科，當時比較明確目的是起「母機」作用，就是回來後培養下一代人，這樣我們給自己定的目標也是教學研究工作。所以蘇聯學習回來以後，徵求我個人意見的時候，我也是同意做教學研究工作。
所以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分配，我就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這是很明確的，所以在1956年就分配到這兒了。
分配來的時候，當時北京政法學院還是很小的，破破爛爛的。當時錢端升院長也見了，說歡迎我們。當然當時很明顯，大家心目中都知道黨的領導，錢端升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院長，實權都在黨委的手中。當時黨委的一些人，都是從華北革命大學來的一些老幹部。所以回來以後，明顯感覺到革大的老幹部與北大來的這些知識分子之間關係比較緊張，隔閡也比較大。老幹部當然還是拿革大的革命培訓班的作風；但是這兒的知識分子都是從原來的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幾個學校轉過來的，還是原來受西方教育的那些知識分子，所以這裏面有很大的衝突。後來1957年反右的時候，這種衝突表現的更為厲害，明顯就變成革大來的一些掌權的人物來整這些知識分子。
我回來以後，被看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因為終究是我們國家第一批送到蘇聯正式學法律回來的。
當時到北京政法學院不久，正好來了一個蘇聯司法代表團。代表團的團長是蘇聯的一個副總檢察長，蘇聯的檢察長的地位很高，什麼都監督，下面來的也有司法部的，也有很多的教授，其中有幾個教授是法學方面的著名的老教授，他們的書都是我們在莫斯科時要讀的。當時還是1956年的時候，正是中蘇關係非常好的時候，所以蘇聯代表團來了非常的重要，國內也很重視。所以把我抽掉給司法部，負責接待蘇聯司法代表團。 所以我從10月份一直到12月份一直都陪著代表團。周總理也接見，其他的人也接見，他們做報告，我做翻譯。他們來了一個多月，他們走後，總結完了我回到學校已經12月份了。
三 中蘇法學比較
蘇聯的法律書籍非常多，我在那兒一個月總要買幾本書。當時我們是500盧布的報酬，吃飯吃300盧布，當時一本好一點的專著差不多要10個盧布，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經常跑跑蘇聯的書店的，法律書籍總是有新的出現。
可是我們50年代整個來說，我回來以後，沒有看到什麼比較像樣的著作，蘇聯的民法教材有各種各樣的版本，可是我們呢，50年代只有大家知道的中央政法幹校他們一幫人寫的一個，薄薄的，是大家共用的一本。連北京政法學院這樣的學校都沒有自己專門的教材，所以說，我所知道的50年代共產黨執政了以後，就沒有關于法學方面的、真正學術方面的著作；要有，也不過是領導人講話之類的，沒有一些真正的學術上的東西， 60年代也沒有。
當然整體上而言，蘇聯法學在刑法方面和意識形態比較強的領域裏面比較左，但是在一般的民法裏面，畢竟還屬于學術方面的，不會影響到統治階級執政的基礎方面，它還是不會太左。
我覺得我們解放以後，最大的問題就是批判舊法，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常常講，蘇聯十月革命勝利時，列寧頒布了一個《和平法案》和《土地法案》，只是把土地收歸國有，而原來沙俄時期的民法並沒有廢除，到了1923年通過的蘇俄民法典，才把舊俄民法典廢除。而我們一建國就廢除了六法全書，所有的國民黨法律都廢除了，自己又沒有法律，難道你這一廢除了，原來的婚姻都不承認了麼？這麼一來，廢除舊法就意味著原來舊的法律書籍都是偽的了，那些書都不能用，都是一些偽法、舊法的觀點了。就這樣批判舊法、批判舊法人員，把這些法治的東西都批判掉了。所以，批判舊法最大的特點是批判偽法統，你批判舊法就等于批判了整個法律體系和法律理念。這一下來，黨的政策來決定一切，不要法律了，所以這是從解放一開始就把法律的精神、法治精神批判掉了。
四 搶了一頂右派帽子
第二學期就要上課。上課也是匆匆忙忙，同時我也翻譯了蘇聯的一些東西。第二年開學也就二、三月份，開學沒有多久就開始整風運動，所以有一些課程沒有講什麼就停了。整風反右就這樣來了，四、五月份整風，到了六月份反右派。
我們去蘇聯時，當初國家也很窮，沒有飛機，我們到莫斯科是坐火車繞過滿洲里去的，走了九天九夜。所以這五年中間沒有回來過，對國內的政治情況、過去有什麼運動等等也不太瞭解，所以還是一個很天真的想法：既然是整風，黨的組織活動還是要積極參加的。
整風剛剛開始的時候，黨組織鼓勵提意見啊。我由于陪蘇聯司法代表團，等于剛剛來學校，對于學校啥也不知道，自然什麼意見也不能提。後來因為大字報越來越多，有的說現在整風沒有整起來，覺得學校有黨棍控制著學校，所以當時黨委也希望我們剛從蘇聯回來的也積極來參加整風。所以當時我也很積極，聽到這些反映，于是起草了二十個人的大字報。當時二十個人連副教授都夠不上，因為解放以後教授沒有評，連講師都是過去留下來的，都沒有評，所以都是一些助教。可是這些都是年輕的老師，二十個人晚上在這兒議論，根據大家聽到的一些反映，討論完了以後就議論了五條意見，讓我來起草，我就起草了一個20人大字報。我其實就這一件事。
這二十人的大字報裏面，第一條就是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還有重要一條，是要號召中層幹部起來揭發。這時候主要是針對官僚主義，對辦學裏面遇到的問題，對于宗派主義提一些意見，那麼中層幹部應該起來揭發。我記得五條意見裏面最後一條是工會應該自上而下的選舉，工會是代表群眾的，不能上面來指派。
五條意見大字報一貼出來，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過去就是學生貼大字報，現在畢竟老師也貼大字報了，這個以前沒有啊。當時給我們的反饋意見都說不錯，這個大字報寫的還挺好，連校黨委書記劉鏡西、李金寶看了都說這個大字報不錯。
完了以後，我又代表青年教師，找了一個黨員代表，一個團員代表，一個群眾代表，一起向黨委反映意見。黨員代表我是民法教研室的一個林炳煌，他是華僑回來的，後來一直在香港擔任《鏡報》的主編，叫林文。我就是作為團員代表。還有一個姚照輝作為群眾代表，三個人找黨委反映了意見，還受到的表揚，說你們的精神很好，我們會認真考慮這些問題。但是後來，大字報上的言辭越來越激烈了，有的人甚至在大禮堂掛出橫幅「黨棍滾出去！」自由論壇都出來了。所以反右開始後，沒有多久就把我們大字報定性為反動大字報，把我劃為右派。
我想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覺得剛從蘇聯回來跟學校任何人沒有矛盾，但是必然會對某些人產生了威脅。我知道當時教研室裏面有一些非常積極的人，巴不得把你打成右派，這樣至少你留學生的光環沒有了，他可以排除一個在學術上或者在工作上的一個競爭對手，這個是隱隱約約可以看到的。
當然也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一點，就是大家都盼望著真正能夠作為知識分子，按照知識分子所想的來辦校，所以提出了「知識分子辦校」的呼聲。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右派言論。我覺得從學校當權者角度來看，當時最大的右派言論就是兩個，一個是依法治國，這過分強調法律，被看作是舊法觀點；另一個就是知識分子來治校，這在他們看來就是排除黨的領導。一個舊法觀點，一個排除黨的領導，主要的問題和矛盾都體現在這裏。所以從當時情況來說，除了過去華北革大來的這些老幹部裏面極個別的人跟領導不合被劃分為右派之外，剩下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是知識分子。
當然被劃為右派之後，我就是那個情況了，後來大家都知道。
五 在安徽過文革
包括我本人在內，文革期間北京政法學院整個去了安徽。
在文革期間，像我們這樣一些人，大致都是在兩派組織下面活動。當時有哪兩派組織呢？一個是政法公社，一個是政法兵團。絕大部分的右派或者叫摘帽右派都屬于政法公社，但是我卻跑到政法兵團去了。這裏面有一些原因，政法公社是劉鏡西這些原來正統的人比較喜歡的。
而我在文革期間有一件事情，被大字報揭露以後使我非常難過，也看破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劉鏡西當北京政法學院黨委書記的時候，我隱隱覺得他對我們這樣的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很年輕回來就被劃右派還有一點惋惜，說好聽點，這人還有點愛才，所以我還是留在了學校，當時我們也沒什麼太多的要求。而且，劉鏡西還讓他兒子到我這兒來補習外語和一些別的東西。我覺得他把兒子讓「右派」來補習，就說明他對右派並不是像公開場合那樣特別痛恨，原來當時也沒有說，就算是敵我矛盾也是按人民內部的矛盾處理，繼續留在學校教書。
1965年的時候搞社會主義文化教育活動，當時叫做「小四清」，學校裏面也搞了。後來就有人揭露，居然揭露說我拉攏學生。說我怎麼拉攏學生、腐蝕學生呢？有幾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所謂在家宣傳蘇修歌曲。當時政教系那個班學生老到我這兒來，因為我教俄語啊，跟每一個班的學生都有接觸，因為我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聽聽唱片什麼的。那時候中國跟蘇聯關係已經鬧僵了，他們就說我在家還宣傳蘇修歌曲。還有一次，有一個學生問我，說老師你這個腿斷了可以不可以跳舞，我說我從來沒有跳過舞。學生說，蘇聯的將軍兩條腿斷了都可以跳舞，你怎麼不能跳舞啊？于是我很自然就試了一試，看能不能跳，後來也有人揭發，說我在自己住的地方開跳舞晚會。另外，學生那時候演出沒有地方借西服，也都從我這兒來借，于是就有人揭發，說我是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來腐化學生。最後又有人說，政法系的兩個學生回家沒有錢，我送給他錢，這也成了一條罪狀了，說困難不向組織提出而向右派提出，右派用小恩小惠拉攏他了。如此等等，這些材料使我變成了腐蝕青年了，最後黨委決定，要準備把我清除出去，就是強令離開學校到外面去分配工作。一直把我留在這兒，說明我還有用。
但我看了這個材料，心裏很不是滋味。這些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最後真是什麼都不顧了，最後可以表明他是很左的。他的立場很簡單，一切都是右派在腐蝕他們。我想這些人的手段太厲害了，當年需要我幫助他兒子的時候，讓他兒子到我這兒來學這個學那個，最後一看火要燒到他的時候，他馬上就以更堅決的態度把這些人清除出去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場。我說這些人太可怕了，所以我對這些人一直到現在沒有好感。
其實你要是僅僅隨大流還比較好說，整個政治經濟形勢要反右你也反右，形勢要反左你也反左，但是你為了保存自己要劃清界限。這個裏面有好幾個人。比如原來外語教研室的主任，平常對我們都很好的，因為那時候所有到外語教研室都幾乎是右派，他們都知道我們講課好，效果也不錯，所以還能待得住。一到文革，大字報說這些右派極其的狠毒，要劃清界限，他們也跟著來了。所以左的人，我一直覺得有兩種，一種是左的可愛，一種是左的可恨。法學界也是這樣的，有的左的可愛，像孫國華，我就是這個觀點，我就是維護黨的統治，我就是這樣的觀點，也不整人；像張光博這樣的就是左得可恨，平時我也什麼權利本位之類，一到情況變化馬上就翻過來，拿這個來攻擊別人。
六 進入北京政法學院領導層
文革結束後，其實我本來是要到社科院法學所去的。四人幫倒台後，王家福先來找我了，所以我現在跟王家福的感情很不錯。他知道我在延慶一個中學，專程到延慶想拉我回法學研究所，因為他知道我是解放後第一批到蘇聯學法律的，回來的比較早，學習成績也不錯，我剛開始都答應他了。可是後來北京政法學院復校，我還是又回學校了，對學校畢竟還有感情。
當時給我平反以後，讓我在民法教研室。當時還不敢封我為主任，就叫負責人。當時我們民法教研室有兩個負責人，一個姓陳的，還有一個我。他是黨員，但專業不強，原來不是搞法律的，這樣的話，實際上業務方面都是我來抓，比如拉一些人回來開課什麼的。
1979回來復校以後，學校裏最大的矛盾還是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的矛盾，因為北京政法學院兩派矛盾積累太深，鬧的很厲害。而學校當初掌權的實際上還是劉鏡西，他是北京政法學院復校小組的負責人。劉鏡西他過去反右時整過人，在文化大革命他也有傾向性，特別是他是代表政法公社，支持政法公社的，對政法兵團的人有一定意見。而學校負責人多數也是政法公社的。可是政法公社恰恰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奪權的，被中央定為奪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權都是這些人，所以當時曾經定過政法公社的幾個頭頭是「壞分子」。在這個情況下矛盾更厲害了，所以後來沒有多久就調曹海波來了。
曹海波是從湖北海運學院來黨委書記任上來的，他就這麼進入到政法界了，他現在在政法界還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他來了以後，比較支持政法兵團，把兵團的一些人提拔為他的秘書等等，又反過來了，這又引起了政法公社那一部分人的不滿。所以這樣的話，曹海波也在這兒待不下去了，當時意見很大，因為校領導裏面政法公社的人佔多數啊，教員裏面政法公社的也是佔多數啊。當時這種兩派對立的情緒都在人們的腦子裏面存在，因為十年下來這個感情矛盾衝突很厲害，誰能夠被重用誰能夠進領導班子這個就很重要了。後來司法部決定曹海波這個班子也不行，又派陳卓來做調查組組長，來看問題在什麼地方，實際上當時已經內定陳卓當書記。
陳卓一調查發現，覺得確實受重用的都是兩派比較積極的一些人。所以陳卓奉著司法部的命令，用了一些比較不是兩派重用的人。這個就跟我有點關係了。當時學校打算印教材，而恰恰我們教研室搞的最好。這樣的話，大家一看我又平反了，又是第一批留蘇的，業務能力在當時來講又是比較強的，所以最後就選定了我擔任北京政法學院負責教學的副院長，那是1983年初我就在這麼一個情況下進入了領導班子。後來1984年北京政法學院變成了中國政法大學，我原來是本科生的副院長，後來不能說再有本科生院了，本科院跟研究生院就都歸入中國政法大學。這樣的話，我就被提為副校長了。
那時候我不會介入到哪一派，學校領導也好，司法部也好，後台是誰我都不去找，包括書記陳卓在內，我也是有事該請示請示有什麼事該我做我就做做。所以他們對我的一些做法，有的滿意，有的不滿意，認為我這個人太獨立了。有一次，我記得請了美國的一個學者來做演講，陳卓就說，你這麼大的事你都不請示，批評的很厲害。我想這有什麼嘛，教學課程我也是這樣的，反正我覺得應該我做的我就做，你愛喜歡不喜歡。找了一些管教學的人，嚴端教務長啊，有一些他們認為是右派分子，我還是憑著這條我行我素。但是有一點東西是我跟學生的關係不錯，這個上面已經看到了。所以有一次學生罷餐的時候，是鄒瑜當校長了，他來的時候也是特別拉著我到學生裏面去做工作。
反正在那段時期仍然是存在很激烈的矛盾。如果說50年代北京政法學院的矛盾是知識分子跟「革大派」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那麼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兩派了。而到了80年代，實際上學校就是一種左的力量和認為現在右派掌權的，有些人公開在下面說現在是右派掌權。陳光中當時雖然沒劃右派也是右傾，當時像嚴端等等出來工作都是右派，所以有人說原來左派吃香，現在是右派吃香。
七 1989年中發生的大事
到了1989年這個問題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說你看都是以江平為首的一幫很右的，實際上都是支持動亂的什麼的組織。這就形成了這麼一個局面。還好，到了鄧小平南巡講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也沒有認為你這個東西什麼右不右了。
1989年夏天有過一個所謂的十校長宣言。十校長宣言是北京市委組織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參加會。當時，北大、清華校長說事情這麼嚴重，希望利用十校長的影響力搞一個簽名，這個簽名都是在市委的領導下搞的，所以最後追究問題時，市委一直講，十校長簽名不算問題，這是我們都知道和同意的。後來還有一個新的十校長簽名可跟這個大不一樣，就說，沒有經過市委同意的，誰簽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長簽名沒有什麼問題。
十校長簽名後，我們還一道去了中南海見了喬石。當時喬石說話比較樂觀。十校長表示，現在問題這麼複雜，到這麼尖銳的程度，中央也沒有聲音，怎麼辦呢？當時喬石說，你們不用著急，我們可以解決。當時我們問怎麼解決。他說，哎呀我們一告訴你們，外面馬上就知道了，這並不好。但最後他還是說了，他說我們最後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體到天安門廣場去勸勸學生，他是這麼說的，「如果學生還不聽，最後絕食絕到緊急關頭，我們要動用救護車進去，帶著家長到裏面把學生帶出來」。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餓死人了。當時他的意見還是中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見和辦法，準備採取強制救出的辦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是這麼一個結局。
當時直接管這個的是擔任教育部長的何東昌。他裏面最壞的一句話，我當時在哪兒是聽到了。當時市委開會的時候，十校長老去啊。當時市委徵求十校長的意見，問這個怎麼辦呢？當時大家讓我發言，還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學生妥協。我記得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說了，他說沒法退，退了的話共產黨就垮了，不能讓步，一步都不能讓。
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會上，何東昌說了一句話我覺得最壞了，我也是記得他一輩子。他說你們校長急什麼？我們當時說，現在學生對于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很反感，社論說這是一小撮人在中間怎麼怎麼的，我們問，那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麼呢你們現在也不說，你光說有那麼一小撮人。他說了一句話，說你們做校長的不要著急，這就是1957的年形勢，讓他們去跳吧，跳到最後就知道誰是這一小撮了，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沒有聲音，其實是激化矛盾，讓一部分人跳出來，最後用武力來收拾你。當時我對學生運動到這個地步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的傷心的，就是學生最後還是被人做了砝碼，做了一種工具，最後來看誰跳的最兇的，最後他就想一網打盡了。
大家說我曾經對要出去的學生在校門口下跪，這個並不是很真實，我在門口堵過學生。那時候外面已經很緊張了。我說過一句話，我說你們家長讓你們來學校學習，我對你們的安全負責任，如果你們現在衝出學校去，可能會跟軍警發生衝突，這樣會流血，這樣我做校長的要承擔責任，所以我要對你們的家長負責。我站在門口，如果你們要出去，你們從我身上過去，這個有，沒有跪下來，我們當時都是和學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宣布軍隊戒嚴後，當時學校開黨委會，楊永林講完宣布中央軍隊進入了以後，又召開黨委擴大會，處級以上的人都參加，形勢很緊張。傳達完了以後，最後問我，江校長你有什麼話要說嗎？我說了一句話，後來這個話在天安門廣場立即播廣播了。我說我表示三條意見：第一個學生是愛國的，第二個動用軍隊是錯誤的，第三個黨內沒有民主了。說完話後我也覺得這校長絕對不會當了，因為我說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見了，這就是我的當時的態度。
我這個的問題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麼處理我一直很為難。1989年5月26號，按照原來的計劃，中國法學會派出一個代表團，叫中國民法經濟法代表團到美國夏威夷開會，我當團長，我帶了八、九個人過去。在夏威夷開完會後到了舊金山，當時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後。我在舊金山全部看到了當時美國報道的天安門廣場的情況，當時舊金山到處都是遊行，反對鎮壓學生，形勢是很緊張的。
到了飛機場，準備坐飛機回來了。這時候美國的一位教授還給我打電話，他說你這次回去危險不危險，你的態度我們也都知道。我說，我一定要回去，在這種情況下不回去不行。當時很多人發表聲明這個那個的，飛機已經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記得機場有一個美國記者來訪問我，當時我在這點兒上特別謹慎，我說我不會說英語，說不好，拒絕採訪。當時有一個復旦大學的董世忠教授說他還有點事情沒有回去，其他的都帶回去了。6月6號晚上半夜到了北京機場。戒嚴，車都沒有，什麼都沒有，所以鋪了張報紙在那兒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去。這一條是最後考驗我政治態度的最重要的東西，認為我沒有在六四以後不回來，而且還帶著訪問團回來的，表明我不是願意到國外去，不是跟黨對立。所以後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司法部決定是免職而不是撤職，這兩個差很多。
在最後司法部宣布免職的時候，是在禮堂搞的，司法部的一個副部長來的，來宣讀免職的命令，但不管怎麼說，我對學校的建設有貢獻。免職和撤職，大家也知道這兩個差不多，但是這兩個字的法律含義差很大。關于我被免職的情況，賀衛方的那個日記差不多。我最後的兩句話就是「一直要做到將來要永遠不愧對人民，不愧對歷史」。這樣的話，人大常委會還沒有到期，所以我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
後來就形成了這麼一段很特殊的階段，從1989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不允許我出國， 甚至校黨委書記派黨委辦公室主任來找我，說校黨委決定，今後要是跟外國記者、外國人接觸要事先報給校黨委。我當時很不客氣地說，我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如果會場上有外國記者問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話告訴他，「我沒有辦法跟你談，因為我要經過校黨委的同意才可以跟你談，你要說是需要這樣的話，我就這樣跟人家說。」他說，那個就不用了。我說，那是你說的啊，凡是跟外國人談話要得到你的批准，結果被我頂回去了。
這一來的話，在學生中有了影響。後來有一些會我就不參加了。有一次紀念我們學校幾十周年的校慶的時候，在會上唸到我的名字，嘩一下子掌聲就沒有完了，他們說你看這個會學生抗議了。1990屆的學生畢業的時候，學生們也是不肯散場，等著我過去。
當時壓力非常大，當時6月份召開人大常委會都是兩個月一開，雙月，所以六月下旬開人大常委會，這個會議變成了聲討趙紫陽的大會了，一個個的在罵趙紫陽，說反革命暴亂等等。當時人大常委會裏面學者有我們三個，有厲以寧，他跟我一起搞了人大常委會24人簽名，一個是董輔軔，我們三個都是大學教授，法學和經濟學，我們三個到最後就是沒有發言，壓力真的很大，那些人都看著我們，好像我們是支持動亂的。那時我們不能表態啊，一表態就說明你的立場被變過來了，你不表態說明你的立場還是沒有變化。唉！
江平口述 陳夏紅整理
訪談時間：200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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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七期 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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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七期（2006年12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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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次，赵柏田问我，当下中国的法学家，是否有人能在国际领域享有一席之地，如民国时期的——我知道，他要举
读陈夏红兄惠赐的大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读到写吴氏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吴经熊的学术及人生》，再次照亮了我的记忆。我以前只知吴氏是宁波鄞县人（具体地址待考），却不知他曾求学于著名的效实中学。这所学校至今仍然是宁波最好的中学之一。如果晚间无事，我从住处安步当车缓缓走过去，大概十分钟的路程，差似与天一阁的距离。吴氏在1937年皈依天主教，从而退出民国法学界，可谓世所共知，不曾想，他在1917年就是一名基督徒。那么这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从新教到天主教——是何等崎岖，还有待后人的挖掘。
我写中国近现代宪政史论，在民国一块，重点评判的是
吴经熊在1937年底皈依天主教，“演绎出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名案”——
他的幼子吴树德回忆：
“对于中国和生为他那一代的中国人，他在1937年——一个他思虑着作出生命中的转折的阶段——写道，‘精神必定备受煎熬’。他比拟活在中国就如同是在进行着一场永无止息的生死之间的搏斗。他说，中国‘正在瞬息万变，有时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被旋风裹挟飘摇，双脚永难踏上坚实的大地。’……在他的青年时期，他的内心之缺乏平和恰是外部世界政治动荡和文化纷扰的写照，对此他感同身受。直到皈依耶教，他才重归安宁，这发生在香港那一年的十二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将我从我自己拯救了出来’。”
“在检视他的生命和作品时——我发现它们是不可分离的——我知道父亲坚信他的宗教皈依乃是命定的。读者将《超越东西方》（按：吴经熊的回忆录）草草翻阅后就会明白，早在踏入天主教堂之前，他就已经感到他的生命中有一只引领着他的手，事实上，他感到是伟大的仁慈和对于上帝的同情，引导他进入上帝神圣的心中。他常常表示感激的不仅仅是他发现了上帝，而且是上帝发现了他。——上帝不是发现的对象，否则就是亵神。这也表达了他深深的谦卑。”
其实这一切早有其伏笔，在他的回忆录中，大约是皈依前不久，他写道：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这样严酷的反省意识，我曾在日常生活之中偶然遇见，但是反省者多半停留于职业伦理的层面（如从事某一工作，必须因遵守世俗规则或潜规则而扭曲自己的良知），尚未上升到人性的纯粹高度。而像吴经熊这等智者，用他的儿子的话说，叫“天生虔信之人”，无论干哪一行，最终都可能选择放弃。因为他置身于世俗的喧嚣，却追求天堂的安宁。这令他永远处于左右撕扯的身心冲突之中。法官这个职业只是使他直面的矛盾更加剧烈，更加黑白分明，更加被压抑而透不过气。他的离弃是必然，落实在法学却是偶然。皈依基督是本质，与法学绝缘却是浮华的表象。
所以，对许章润论吴氏的文章：“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单是这一标题，我就不能太赞同。作为工具的法律，什么时候具备“慰藉心灵”的灵效？它充其量只是一针强心剂，可以缓解暂时的痛苦，却不能给予终端的治疗。我们经常重复哈罗德·伯尔曼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里的“信仰”，仅仅指经验层次的“信”（习惯）——至多指先验层次的“信”（理性）——好比“我相信你来自某地”、“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是一个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而绝对不是超验纬度上的“信”。两者的分别，正在于后一种“信”预设了一个与此世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具有提升力的“场”，它们与你呼吸视听的现实世界构成了一种永难弥合的张力，你必须信仰，才能超越残缺的此岸，而飞升到完美的彼岸。这种“慰藉心灵”的力量来自宗教。信仰法律可能是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能越俎代庖。法律可以沾染宗教的色泽，却不能僭越宗教的终极功用。一言以蔽之，对法律的信仰与对基督的信仰，在吴经熊身上，决非同一度的事物，前者属于大地，后者属于天堂；当然，它们更无法割裂开来，否则吴氏就不必心神错乱，毅然弃绝曾经视为天职的法学专业。
但是，问题之根源，依然得追溯至吴经熊的法律观。在他自身，就赋予法律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如他的告白：“作为一个受过古典精神熏陶的人，我怎样从事法律研究，大概是可笑的。我承认我对法律女神的激情似乎过于离谱的浪漫。我只能以永恒的眼光来审视法律问题。除开法学大师，我还求助于老子、莎士比亚、斯宾诺沙、歌德、惠特曼、威廉·詹姆士等人，以及其他许多的外行人，如孔子、康德和杜威。不知什么原因，我在法律和音乐这如此不同的东西之间竟发现了许多的相似之处，这一定与我分析能力的欠缺有关才对！对于生命奥迹的意识，象幽灵一样不断伴随着我，即使在判决一个很不重要的案子时，亦是如此。我的小宇宙沐浴在充满了宇宙感的柔光之中。”
1936年，他出版英文著作《法律的艺术》，发掘法律与音乐、诗歌、绘画之间的共通之处：“如果法律不是艺术，它就什么也不是。法律是‘人类组织生活’的人造艺术，诚如魏格莫尔（Wigmore）所提示我们的：‘法律规则是生活规则。’塞尔苏斯（Celsus）亦称，法律是公平与正义的艺术，是利益衡平的艺术。像音乐一样，正义之美是恰好的比例与有序的排列，它的出现，‘摆脱了纯粹的个体与偶然，因而提升了它的真实意义。’正义即美，乃因为它应用于人之关系；美即正义，乃因为它适用于现象世界。”——他祈望将真、善、美三大元价值汇聚于法律一体。这比王尔德的想法还要奢侈，王氏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要人间至善，那就够了！”吴氏却要求法律至真、至善、至美：法律不是宗教，却高于宗教。
以如此高远的理想图景映照民国年间满目创痍的司法状况，他没有理由不绝望：“无边的幻觉破灭了，不尽的泡沫爆没了，对于一切的新异，吾心早已麻木，唯怀戒惧。东风与西风，南风和北风，一齐袭来，彷佛将我撕裂。偶像纷塌，委地成烬，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里！童心之我嚣嚣于新主已至，而讽世之我却置疑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而吴氏的心性并不是十分坚强，他的韧劲远不如同时代的胡适。在他感觉懦弱的时候，萌生于1917年的宗教情结适时复苏。就像西方的“再洗礼派”一样，他再度走入基督教的窄门。只是与二十年前不同，他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至于这一转折的原由，我说不上来，尤其是他的儿子的一段回忆，更让我难以索解：
“在阅读和沉思他的一生时，我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动：尽管在各方面他都完全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与他的诸多同胞不同，父亲既不相信命运或者机会，亦非如同上个世纪早期的“五四运动”以还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般，绝然相信理性主义，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不同于西方的大多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基本上将上帝视为父亲——有时候甚至是一位不可亲近、相当权威主义的父亲，家父可能由于其特异的心理特性，其所预期、追寻和找到的上帝却是一位充满爱意、同情心和宽大仁慈的母亲。”——按理说，天主教的上帝形象偏于传统、古板，更似一位“权威主义的父亲”。沉陷于恋母心理的吴经熊的改信，却有些“反其道而行之”。对此，到底该怎么解释？请允许我继续摘录
“他找到的关于上帝可能确乎秉具如此女性气质的主要线索，可以追溯至释、道的资料中，特别是在关于道乃‘天地源头’的‘神秘女性’这一描述当中。此处不遑辩释这一有趣的疑问，但应予指出的是，近年来有些学者研读父亲迻为文言的《诗篇》，得出结论说他对于希伯莱语耶和华（Yahweh）——普遍认为他是完全彻底、不折不扣的男性——的解读，是极为新颖的锐见，透彻阐明了其女性位格甚于男性，因而，是一个更具人性、为普通的信众和读者所接近的神。这仅仅是一个虔信的教徒的观点，还是他灵思焕发，指认耶和华既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中所看到的‘受难的仆人’，同时并为不朽的《诗篇》第23首的主角，‘善良的牧羊人’的形象。如果一切都不是，它至少强烈地提示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所看到的以基督为名的上帝理念的变迁。”
在我看来，这正是吴氏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不像某些基督教徒，信仰上帝之后，就一味攻击被他们视为腐朽、没落的中国传统，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洗清自己浸染的文化污迹。吴氏对西方文化的精深研究自不待言，而他对滋养他成人的东方文化，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他将《诗篇》与《新约》翻译为文言文，同时将《道德经》与优美的古体诗翻译为英文。他写作《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同时写作《禅宗的黄金时代》。他沉迷于源自西方的法理学世界而难以自拔，同时却有极具中国古典文人气质的《唐诗四季》问世。他既能主讲比较神学与关于阿奎那的课程，亦能担任中国哲学与文学的资深客座教授。他的回忆录名为“超越中西方”，而田默迪对他的早期法律哲学之诠释名为“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无论是超越，还是游弋其中，我们都应该同意他的这一观点——我以为，这是最理性，也是我最能接受的思想姿势：
“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藏蕴着神圣的本体（Divine Essence），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的精神生命是一个不息的旅程，开始于当下，而在天国找到完满的善终。”
大陆出版的吴氏著作有：
吴经熊、华懋生编：《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11月出版；
吴经熊、黄公觉著：《中国制宪史》，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之一；
吴经熊著：《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吴经熊著：《唐诗四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吴经熊著：《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另有田默迪著：《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吴经熊早期法律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羽戈
]]>北京市警方日前发布消息，到明年年底，北京全市3000多台ATM机将全部与警方联网，并加装人眼识别系统，取款人图像将实时传送至警方监控室，只要有可疑人员出现，警方监控室指挥系统将自动报警。（《新京报》8月14日）此项举措在银行卡使用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对有效打击犯罪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但我同时也有个担心，假如这个人脸识别系统出错而报警，进而给疑似疑犯各方面造成损失，该如何处理呢？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尽管工作人员介绍，人脸识别系统能够通过骨骼辨别对方身份，导致化装等遁行者将在这项技术面前难以逃脱，但是，鉴于人类自身体格的高度趋同性，恐怕很难保证脸部骨骼类似的人绝对没有。尤其像北京这么一个人口密度极大的城市，被人脸识别系统辨认出个把疑似疑犯而导致出警、限制人身自由等等，即便最后排除了疑似疑犯的嫌疑，但是依然会给当事人造成精神上的损失。
除了人类体格的趋同性可能导致出错之外，我还担心的一点就是人脸识别系统技术上可能的失误导致出错。我们相信人类的理性和创造能力，但我们也得承认人类设计能力的有限性，试想连发射火箭卫星这么重大的集聚几乎全人类智慧的系统都可能出错而造成事故，使用在每一个ATM机上的人脸识别系统，恐怕就更难保证不出错了。
那么，万一针对犯罪嫌疑人的ATM机上的人脸识别系统“识别”有误而报警，进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后该怎么办，我建议ATM识疑犯须设定纠错机制。如果的确是由于识别系统的差错而导致当事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这个纠错机制应当明确规定如下事项：第一，警方和银行必须无条件地向当事人公开道歉，消除影响；第二，警方和银行应当针对当事人损失的程度，做出适当数额的经济赔偿；第三，事后警方和银行应当联合会商，吸取教训，修改识别系统的程序和功能，尽可能降低差错率。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一种困惑之中：一方面我们得不断利用人类的创造而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本身又很有可能带来种种后遗症。ATM机上加装人脸识别系统，正是这么一个让我们生活在两难的创造。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既要利用ATM机的方便，还要利用ATM机抓疑犯，那么就只能配备完善的纠错机制，让每一个人都能坦坦荡荡地去自动取款机前面取钱而不担心会因为系统失误被警方限制自由，更不用担心嫌疑排除后没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机会。
□陈夏红（北京编辑）
——读陈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中国政法大学 姚明斌
曾经听王人博老师说，知识分子心灵最好的生存状态是流亡。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既是无奈又恰是最不坏的生存状态，是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政治情势之间的深层张力所决定的。当我们审视中国风雨飘摇的百年政治艰途和在其中流亡的个个生命，必然无法回避百年来与之交织在一起的一代代法律人呕心沥血的“流亡史”——甚至可以说，百年来的中国法律人在强敌与弱国，理想与现实，传统与西学，学术与政治，灵魂挣扎与肉体磨难之间的流亡，彰显了变革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品性为脊，承挑历史交汇处家国复兴与学识理想重担的悲壮。
因此，当我看到学长陈夏红兄的新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时，心头涌起的是由衷的欣喜和悠长的感慨。通过“还原”张耀曾、沈钧儒、高一涵、吴经熊、杨兆龙、钱端升、谢怀栻、王名扬、周枏、江平所经历的那一段段百年中国的“具体法史”（杨玉圣老师语），夏红兄让我领略了前辈在中国近代法律历史中坚持法治诉求和学术求真所经历的辛酸苦辣，进而可以放大出这一批法律人在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和宽容理性的学术氛围中流亡，抉择，挣扎，坚持的治学品性和道德情怀。
通过阅读夏红兄用平实而流畅的笔墨描叙的这一段“流亡史”，不难体会到，不管是从民国中期到新中国成立，还是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这些“法学圣徒”（夏红兄语）经由学术通往政治以期救国强国的梦想都由于学术与政治在不同利益环境中的紧张而流于失落。无论是张耀曾、沈钧儒、高一涵还是谢怀栻、王名扬、周枏乃至于江平老师，尽管身处的政治环境不尽相同，却都面对一个共同的困境，即他们的学术追求在权力生态和利益话语的笼罩下丧失了一种最起码的独立性，即使是个体在治学品性的指引下坚韧地追求某种方向，也会囿于学术以外有针对性的困扰阻碍而显得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里，我再一次领会到人博老师提到的“流亡”的生存状态。在风雨如磬的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必然需要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对自己的诉求方向与追求方式作一番有意义的考量。考量之后，有的人可以很轻松地放下知识分子这副吃力不讨好的皮囊，他们希望前方潜在的物质利益可以填补随之而来的精神空洞。另外一些人，选择了固守一如既往的目标，即使是学术与政治的融合，依旧是以那个强国安民，追求自由与理性的目标为前提——他们，势必容易被权力和利益的持有方排斥在权力话语的语境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圣徒”们持守着法治精神内核与变革家国法治现实梦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环境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颠荡的流亡；在流亡者的内心，有一盏灯的恒光熠熠生辉。
邓正来老师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作者这种对中国百年重要法律人事迹的梳理，是一种“应当引起当下学界重视的智性努力之一”。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智性努力的重要性在当今中国法学教育走入一个困境的情况下更值得我们去探究。法学教育困境的感性表征集中体现在受到当今法制实践不完善不规范的影响，学生的兴致不在于在法学的朝圣之路上脚踏实地地前进，而是让功利和现实的心态占据了本属于严谨的治学品性和悲悯的道德情怀的位置，到头来法学不再是前人所承载治学理想与强国之梦的争流劲舸，反而沦为潜身横流物欲中的个体逃避反思的救生圈。或许有人会提出，中国现今的法制实践就是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们不能过分沉溺于那些应然的虚构。这种无力的辩解恰恰说明了身在在中国法律人群体中的我们缺少最宝贵的传统财富。在一个以革命为主导的并时时呼唤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传统的存亡取决于革命所确立的标准，具体到法学的传统，我们对于百年中国法律人的“流亡史”缺乏一种从法学学术出发的理解与承续，用邓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在用学术以外的参照系来构建关于那百年历史的“记忆”。这样一种传统上的断裂，使得年轻一代的法律人要么基于功利而现实的标准不屑于探知前辈学人的智识财富，要么干脆漠视那段活生生的“流亡史”的存在，任凭自己治学品性和道德情怀的空缺而打着法律人的旗号游走在追求个己幸福的小道上——殊不知，那段流亡的岁月中已经有太多太多和我们今日的困境相近似的情势，前辈学人并没有气馁，甚至在通讯交通条将远落后于我们的情况下，在与灵魂煎熬与肉体苦难的抗争中，仍旧秉持一种朝圣的虔诚在中国的百年法治建设之路上洒下点点滋润后人的汗滴，我们又怎么能任凭现实的无情无奈吞噬了中国百年法学传统中那盏随着历史熠熠闪动的灯光呢！中国法律人探求法治的百年“流亡史”，在中西交汇的当代中国法学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传统参照，一样的法治追求，一样西学东渐，我们必须以学术的标准正视并重视那些“圣徒”虔诚探索的历程中的治学品性，感怀他们悲壮的流亡岁月中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只有这样，中国法治之路的行路人才能保有最起码的生存质料，他们才能获得从继续艰难地流亡走向形成坚定的主流的可能性。
我真诚地希望《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的诞生只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学学子探求百年法制建构历史中优秀的治学品性和道德情怀的一个开始，在与前辈相似又不尽相同的现实困境面前，铭记住那段“流亡史”，铭记住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灵魂挣扎与肉体磨难之间那艰难而虔诚的持守，努力让百年后的子孙能以成就者的心态来纪念法治中国的实现之旅。
2006年8月6日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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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闻道，夕醉爽矣。参与布道者们的盛会，往往能够“闻道而解惑”，与他们相闻，相说，再到相见的历程，往往激动而不能自已。外面阴郁的天空虽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爽快的心情，这种愉悦让我生出些许感慨：这些无权者们，因为思想的火花，成就了他们的灵魂魅力，因为富有思想的理想，筑成了他们的崇高形象，因为追逐理想的笃定，让他们聚在了一起，做出当代有志青年的无畏选择。
当我们这代青年被社会普遍地扣上“垮掉的一代”的称号而心生扼腕时，当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仍在为学习、工作、考研而游离不定时，当其中1\4的人被抑郁症所困扰、1\8的人深陷网游而不能自拔时，在北京聚集了一帮有为的青年精英，他们大气、坚韧、勇敢、豁达、勤奋、好奇、激情、现实而又理想，感性却还理性，豪爽不乏细腻。为着挖掘人类几千年聚集下来的精神财富，为着建筑在这些精神财富之上的普适价值，活着，行动着，前行着。看到那些激扬情感、神采飞扬、洋洋洒洒、缜密狂放的文字我已经备受启发，如今看到这些文字背后的作者，他们的表情、动作、语言、情感，那么近距离，那么真实，那么有趣。能与他们喝酒畅言，我心生感激。
这是一间近百平米的房间，从06年7月30号的中午开始，记者王克勤家的才子密度迅速增加，到了下午4时左右达到极致，15个人聚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版的“兰亭集”。不过与古时不同的是，这里既有记者（资历最老的揭黑记者王克勤、《新京报》时评记者陈宝成，《中国经济时报》财经部苏记者），又有编辑（高级编辑、《大风》主编林江仙、《权衡》编辑部郭玉闪），还有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滕彪、学者崔克亮），另有自由职业者和才子若干（律所研究员楚望台、《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作者陈夏红、《经济时报》实习生孟辉）等，除了才子，自然也少不了佳人，王老师的妻子、滕老师的夫人、郭大哥的女朋友、林大哥的另一半也来到了酒会。
所谓高朋满座，群友遍地，大家虽然没有饮酒赋诗的雅兴，但却也少不了地道的划酒令。王克勤老师虽然祖籍山东，但在甘肃出生并长大的他，对甘肃的划酒令和敬酒礼有一种执拗的情有独钟。在这种感情的背后，是一种对酒文化所承载的心意表达功能的深刻认同：酒过三盅，是一种真诚的外化和宣布，也是确定一种身份的重要礼仪步骤。没有这一步，单纯的口头表达是不能奏效的。在王老师看来，这里的酒不再单纯是酒精粮食和水的混合物，而是承载价值观、传递价值观、附着价值观的唯一可靠的媒介。
崔克亮老师以前没有见过面，今日一见，方显其大将风范。来酒一律不惧，思维敏锐，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身材略胖但精神颇佳，总体印象上属于稳重、灵活、但却略有传统风格的知识分子。
郭玉闪兄在各类媒体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经济时评和文化杂文，文风朴实，逻辑严谨，知识多元，读来厚实、说理性强。文如其人，所以我很早就想象玉闪兄的模样，今日相见，比想象中更显灵秀、更有朝气。南方人典型的大眼睛被黑边镜框框起来，有种典型的读书人味道，为人正直可信，可惜不胜酒量。景阳冈上的酒家扬言本家酒“三碗不过冈”，玉闪兄恐怕连三辆都喝不了。
与林江仙兄通过邮件联系过，看过他主编的《大风》，每一期浩如烟海的文字，一篇篇青风吹拂的好文不知影响了多少人。印象中的他一直是一个活泼、白皙、认真的学生形象，今天的相见却必须更改这一形象了：他留了下巴胡，白净的皮肤，利索的打扮，但如此年轻的年龄却加上了一双观察事物的深邃的眼睛，忽然间感觉别扭，却又让人感到老成不少、成熟不少。他的眼睛是会说话的，其观察力也是惊人的。幽默风趣、聪明干练，笑容间充满智慧，深不可测。
跟陈宝成兄在青岛喝过一次酒，时隔半年，他依然如初，面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思维敏捷、说话老练，常常话里有话，很有意味。但却不知宝成兄不能喝酒，甚至比得过玉闪兄。给宝成兄敬酒，足足磨了5分钟，才勉强把未倒满的酒杯喝掉，这还不算，吐了一些出来，表情痛苦，看来宝成兄真不是喝酒的料。王老师跟他较上劲，逼他喝酒，不过毕竟是同道中人，老王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跟陈宝成是老同学的才子陈夏红也来到酒宴上。他背着包过来，里面盛的是满满10本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这本由他完全写作的书，本月刚刚出版。他见一人送一人，还在扉页上注明“某某兄指正”，字迹挺拔，苍劲有力。夏红兄留长发，却不像楚望台那样浓密。声音的嘶哑加上狂放的作风，使得夏红兄略微有些艺术家的气质。跟决大多数艺术家一样，他喝酒属于实力派，跟老王、崔老师拼就毫不含糊，也正亏了他的自我牺牲，舍身堵酒杯，宝成兄才得以挽留面子。
早就听说滕彪老师的大名，从03年孙志刚案始，滕彪老师就逐步进入了公众视野。今下午有缘一见，他身穿一件附有“陈光诚 自由”字样的白色衬衫，平头，瓜子脸，憨厚的脸庞，微笑的面容，略微口吃的表达，都让他的形象生动充满魅力，可惜直到滕老师离去，我仍旧因醉醺醺的没有清醒的头脑跟老师交流，遗憾。
晚上回来的车窗外，周围一片漆黑，行驶在乡间的道路上，看到前面楚望台被风吹起在空中飞舞的浓发，听到身边陈夏红兄因喝醉而发出的打鼾声，想起几个小时前喝酒闻道的场景，不禁感慨万千。
黄河水
作于06.07.31日午
]]> ——评陈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吴飞
法学与政治国家关系很近，法律人的生命也与法治国的消长状况紧相联系。国中法学研究断裂了几十年，中国法律人的血统也因此长期断流，现在
这是一本迟来的书。书中提到的诸多法学名宿，法律精英早已淹没多年，不为人知了，张耀曾、杨兆龙、吴经熊等法学前辈不仅仅是当时中国的法学家，他们甚至还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可怕的遗忘，提起他们太沉重。然而，我们早晚要提起他们，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的法学家有如星河璀璨，济济风流，试按出生年列部分入下：
沈家本、伍廷芳、唐绍仪、杨度、汤化龙、沈钧儒、居正、程树德、唐宝锷、曹汝霖、杨荫杭、江庸、胡汉民、章宗祥、朱兆莘、黄尊三、王宠惠、张知本、宋教仁、吕志伊、汪兆铭、朱执信、张耀曾、高一涵、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很长，但是这太久的遗忘还在继续。比如说著名的民法学者，《中国民法总论》作者胡长清，民国时就在法政领域大名鼎鼎，曾参与过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编纂。但现在的民法学者谈到胡长清时都会说“台湾民法学者胡长清”云云，实际上，胡长清一天也没有去台湾，49年他拒蒋赴台之邀，回到上海，80年代末去世于上海。他们被特别的年代所弃绝，故意无视。他们的名字和专门知识被长期淹没，以至于不少严肃的学者在追寻他们的道路时对他们也知之不详，语焉不清。
这是一种可悲的断裂，而这种断裂也不仅仅是在法学界，我们面对的是广泛的历史断层，抢救记忆和恢复记忆正是历史生长的基础，也是传统生长的基础，没有历史也就没有传统，我们在不断地割断历史，于是我们自己总也没能成熟起来。
前一段时间在进行物权法的起草，一个法学界的教师竟然公开投书，指责物权法的起草“奴隶般的抄袭资产阶级法律”，并导致物权法起草的搁置，弄得法学界一时人心惶惶，难以应对。
面对这种普遍的断裂，陈夏红从法学出发，从专业的角度切入，进入历史的深处，以他的方式，书写民国到当下法律人，以他的方式，努力尝试接续中国法律人的血脉。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能够迅速找到明确的学术进取方向，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年代，年轻的作者能够避免陷入历史的宏大构建里，以法学人物研究获得成绩，相当可贵。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识进路的趋势，值得注意。
另一个方面，也许作者也没有意识到，他所选取的这些法学人物实际上都有留洋的经历，我们如果不要将问题放在表层上，就应该注意到，在全球化下的现代化，需要有世界性的视野和世界性的知识沟通，留洋经验是获得更开阔视野和实现沟通的重要途径。我们今天的学者要超越前人，无疑也需要在这样的范围上，才有可能。
这本书是一本开场的书，但也应该仅仅是一个开始，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律人的研究，还需要更多人不断的努力。夏红勤于收集，资料丰富，还有他富于历史感的写作，令人难忘。本来，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我相信作者的学识和眼力，但我担心有些沉重经历需要有足够的生活经验才能与传主交相共鸣，获得真正的体会。但现在看来，我是过虑了。
这还是一本突破现有规范体系框架的书，作者随兴所至，自然运笔，依证据说话，成篇幅长短不同的格局，但是这正是为有心的读者准备的，俗套的写作路数无法限制夏红的表达，他自然的写作也必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不拘一格的从各种角度去展现法律人的复杂角色和丰富经验，还原中国法律人的生活与思考状态的努力，无疑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尝试。
陈夏红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版。
]]>一直很想记述那天的聚餐，但是久久未能笔就，古有王羲之之《兰亭序》记述高朋满座、曲水流觞的聚会，羡慕已久，今吾等众道上朋友亦汇聚一堂，高谈阔论，乐哉乐哉！半个月前，上知识产权法课前，楚望台兄打来电话，约当晚到金虎沙饭店一聚。吾与老乡明斌欣然而往，提着“老白干”前去。东道主楚兄先行到达，其后陈夏红、刘显刚、邵泽坤、张玉成等众兄台随后而至，饭局中间滕彪老师和蔡宗霖兄两人亦逃课而去会聚，座上众人畅谈天道人伦，针砭时弊，嬉笑怒骂，杯槲交错，有言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众人来自天南地北，偶遇京城，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吾愚钝甚矣，与座上众朋相比，惭愧不已。以下逐一介绍他们。
滕彪老师，公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为中国宪政而英勇作政治斗士，“孙志刚”案件上书中央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的三博士之一，后又调查“山东临沂计划生育野蛮执法”事件，在学界与余杰、王怡等人被称为“72现象”。（滕彪、余杰、王怡等人乃思想界中在72年出生的学者。）
楚望台，法大风云人物，法大民间“沧海云帆”论坛总版主，《钩沉》学术刊物主编。法学院大三师兄，大器早成，现今已是“不自由撰稿人”，戏称“高级民工”，屡有著作发表于各大媒体，已有著作出版。身为中国公盟研究所研究员，和高智暠律师前往陕西榆林调查石油事件，身闯虎穴，为民维权，名声大噪，今又与友人开办“义派”（impact）律师事务所，只打有影响力的官司和公益诉讼，吾佩服甚矣。
陈夏红，原校报记者、编辑，法大才子，研究中国法律人颇有心得，熟捻于钱端升、杨兆龙等等名家之史实轶闻，数有佳作发表于各大媒体，近日将有著作《中国法律人百年剪影》出版，并有邓正来先生为其作序。藏书甚丰，令吾汗颜不已。
刘显刚君，国经大四，颇有古风之雅致，文章典雅古朴，有秦晋之风，含唐宋之韵，连续三年一等奖学金获得者，因成绩在国经院排第一而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张玉成师兄，民商大四，帅气逼人，有内涵，2005年法大学术十星获得者。
邵泽坤师兄，国经大四，个性极强，闲云野鹤，同为2005年法大学术十星获得者。
蔡宗霖师兄，台湾人，国教院原学生会主席，其在台湾辅仁大学已修完古典文学学士学位，有志于在大陆当律师，随后来法大攻读法学，人生履历丰富多彩，奇人奇才。
姚明斌，潮汕老乡，民商大二，喜好学术，读书甚丰，辩论才华极佳，民商院足球队队长，原班级班长、团支书，现与吾一样归隐江湖，默默耕耘学术，乐在其中。
众位朋友皆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人，唯吾学无所成，碌碌无为，惭愧不已，唯能企盼今后向众朋多加学习，奋进成才，学术之道，锤炼思想。
今日一聚，受益匪浅，何时能再与君等重聚，共述天道人文，畅谈学理省思？
——就永州票选杰出干警和CCTV黄健翔事件答《法制早报》记者张娜
陈夏红
1、湖南永州选举“杰出政法干警”和CCTV“黄健翔去留你来决定”都是对超女的模仿，但又各自都产生了变异。与超级女生选举相比产生了哪些变异？
其实不管是超级女生本身还是湖南永州选举“杰出政法干警”、CCTV“黄健翔的去留你来决定”，充其量都是民主实现的一种方式，很难说哪种更好，哪种比较不好，更难有实质性的变异。
即便在超级女生选举之前，民主选举、投票本身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清末以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亦开始西法东渐，后来在中华民国时期从理想层面逐渐过渡到或多或少的具体操作层面的落实，对于政治家乃至政党而言，民主成为一种获取公众支持的政治标签，站在民主的对立面无疑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
就当代中国而言，《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也存在着一种叫做社会主义民主的东西。只不过民主本身在当代中国的实现面临着重重困境，所以超级女生选举一出现，公众心目中蛰伏的民主梦想就突然觉悟起来，尤其知识界和思想界，对于久违了的这种比较纯粹的民主选举，破天荒地给予了很高的好评。其实就实质而言，超级女生选举只是民主选举实现的方式之一，谈不上什么超女模式的存在。这恐怕也是很多人对超女模式嗤之以鼻的原因。
2、超女模式无休止的复制和变异会产生什么后果？
如果说你要认同超女模式本身是民主实现的方式之一而不是民主本身的话，我更愿意从民主价值理念的普及和传播这个方面，对此给予比较乐观的评价。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民主实现的模式本身，正是对民众民主权利实现的一种训练。当年
当然这也就导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民主表现的方式、实现的方式可不可以多元化，让每一种民主方式都得到尊重？让每一种民主的方式都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得以平等的对待，恐怕这也是民主政治本身应有之意。
所以综上所述，尽管超女模式本身还有很多瑕疵，但我还是乐于看到民主的习惯在民主政治框架内得到普及。我更希望超女模式能够超着民主价值真谛的方向变异，而不是简单地低水平的复制。——话再说回来，就超女模式这种水平的民主，即便进行各种规模的复制，天也不会塌下来。
3、有人说必然会陷入伪民主的狂欢，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人们常说，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成了谬误。民主亦是如此，不管是太多还是太滥，恐怕都将成为一种对民主的背反。这恐怕不是民主的真伪问题，而是民主或反民主的问题。
其实现在学界对于民主的局限性乃至危害的反思是很多的。更多的人从纯学术的角度，发现民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而恰恰相反，民主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或者技术制约措施，往往会背离我们追求民主的理想，甚至会成为一种民主的暴政。
大家都耳熟能详苏格拉底之死的例子。作为古希腊时期一位重要的哲人，在和平年代，宽容的民主制度可以容许像苏格拉底这个哲学家自由地发表言论甚至大放厥词，但是一旦民主政体本身受到武力、专制独裁、战争等等威胁的时候，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存在就显得不合时宜，所以苏格拉底最后被民众用投票的方式判了死刑。更为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受刑之前，本来他的一个学生还给他疏通关系，想放他逃生，但是苏格拉底却谢绝了这种做法，他说他应该尊重民主本身。这个案例一直作为民主的消极性表现之一而被反复引用。
在西方文明国家，源于某些领域对于民主的恐惧，亦制定出了越来越多的措施防止民主的泛滥。比如在美国，为了确保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审判，庭审过程基本上不会庭审直播，亦很少允许新闻记者进入采访，媒体所发表的图片都是法庭速画师所提供的画片。就美国来说，恐怕没有人不明白民主的价值，但是他们的民主也就限制在如政治选举等特殊的几个领域。
就这次湖南永州选举“杰出政法干警”事件而言，正是民主在实现的时候留下了太多的技术性漏洞，而让一些组织机构钻了空子。毫无疑问的是，尽管是作为一种评优，按照现在中国政制的运行机制，组织者完全可以内定、暗箱操作，这样不光成本低，而且效率高，更何况如果不关涉太多的利益，恐怕也没有谁真正会去在乎这种评优。但是组织者依然将此拿出来让公众投票，这种尊重民主、还政于民的方法理当受到赞许与鼓励。问题主要出在投票方式上，在利益驱使下，毫无限制的投票使得一票多投成为一种常态，可能投票的人数只有20万人左右，而总票数却高达200万，这恐怕不光是公众应该置疑的，就是组织者本身也该好好反省，从制度、技术上完善这项选举。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表演，那么就让每一个角色都演出自己的风采。
4、你还有其他独特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的基本意见就是如湖南永州选举“杰出政法干警”这样的事件，从组织者的出发点来说，这种对民主本身的尊重的态度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其制度上、技术上存在很多瑕疵，直接影响了选举的结果，这是很有必要加以改进的。
至于央视由观众来决定黄健翔的去留，对此我是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从黄健翔的职业来说，他是专业的足球评论员。评论员本身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依据获取的信息，依赖自己的专业素养做出独立的判断，发出独立的声音。央视作为黄健翔所供职的企业，理当为黄健翔提供这种工作的平台。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只要不是特别不合逻辑，这种言论恐怕很难有对错之分，而只有高下之别。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在世界杯转播那场黄健翔说了一些不够客观的话，央视不但没有尽力保护自己的员工独立评论的权利，却勒令黄健翔向球迷道歉，甚至像借用一种民主的方式来将黄健翔逐出央视，这恐怕和雅典人投票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一样荒唐，如果黄健翔所说的话和新闻联播一样，那么足球评论员就蜕变为麦克风或者播音员了，黄健翔也就不是黄健翔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希望不要在民主与否方面做文章，这个和湖南永州选“杰出政法干警”的事件没法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