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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岁月 笔下文章 ——记张晋藩教授的学术之路

                                      

书中岁月 笔下文章 ——记张晋藩教授的学术之路


陈夏红

 

张晋藩教授生于一九三○年,在中国法制史学界堪称泰斗。曾任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一九八七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带头人。迄今共出版专著三十余部、专业论文二百余篇,主编或合编多种教材及专著。

涓滴篇

一九五年张晋藩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踏上了讲台,时年仅二十岁。有一次系里要请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做讲座,系主任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张晋藩。岂料就这一任务,竟然在张晋藩心目中树立了一生追求的目标:"我将来也要做像侯外庐那样的学者!"年轻的张晋藩由此开始了人生路上的追梦之旅。

新中国成立五年后,国内政治经济建设热火朝天,制定国家宪法被提上了一届人大首要议程,伴之学术界也掀起一股关于宪政历史讨论的热潮。张晋藩在时隔五十年后仍深深记得那一天———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当天的学术大报《光明日报》上刊发了他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的第一篇论文《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对于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张晋藩来说,"这是一件很让人鼓舞的事情",提及此事张老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求索篇

一九五八年之后,结合国内政治形势,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唯心主义国家观、法律观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核心就是讨论旧法能否被批判地继承。然而由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当时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声音甚嚣尘上。四月份,张晋藩在当时权威学术期刊《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意见》,在这篇论文里他指出,"近代资产阶级在形成统一时期,它的认识客观真理大大超越了封建时代......它提出的法治原则、陪审制度、代议制度、辩护制度、普选制度无疑是历史的功绩。"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没什么问题,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张晋藩老师向笔者提起这些仍为自己不屈从于权势自豪不已。

未已篇

张老向笔者展示了一份最近几年的写作计划:今年年底出版《中国民法通史》,明年将动笔《中国近代法制文明》、《中国监察法史》、《中国宪法史》、《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中华大典法律典》,还要动笔《中国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按照张老师的意思,八十岁之后还有可能写一部自传体小说,"经历的好多的事情都是很好的素材。"张老感叹。

世纪之交中国法制史界最大的喜讯莫过于《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的出版。这套由张晋藩主编、历时十五年之久的历史大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张晋藩老师的每天生活可分为教书、写作、社会活动三大块,此外就是和老伴儿买菜做饭等"不愿被别人打扰的幸福事",甚至因此张老拒绝了儿女们过来照顾的好意。把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有着妙不可言的充实和乐趣。尽管炎炎夏日伏案工作对年逾古稀的张晋藩老师决不是易事。闲暇之余,张老师还会用雅致的小楷写古体诗,前不久出差平遥古城回来,张老挥毫写下了"街头款步听微雨,三晋韶华总关情"的佳句;厚厚的一沓诗稿中,像"书中岁月因风去,笔下文章竟何如""歇步款思皇家梦,何如黎庶傲九洲"的佳句随处可见。

青蓝篇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张晋藩的答案是"追求一种为社会、为国家、为文化而贡献的价值。"他认为对于他来说,倘若若干年后还有人参考他的书,说明他的价值实现了,"人生总要给后人留下点东西嘛!"张老坦言。由此现在越写越谨慎了。

"做老师很不容易,不光要进行言传更要进行身教。"踏上讲台五十多年后,张晋藩发出这番感慨。早在一九九四年,张晋藩在一篇《道德与文章并重言教与身教并行》的文章中,认为"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应该热爱自己的教育对象,要为他们的成长倾注自己的劳动和心血,这样才能交融理解;""其次,应该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第三,要把教书育人落实到业务中去;""第四,言教与身教并重;""第五,师生之间要坦诚相待,经常交流......形成一种新型的、民主的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关系。"

时间飞快,告别张老出来时,我忽然想起客厅里启功先生的书法:"湛露凝珠滋翰墨,卿云流水绾丝纶",这恰是对张老一生的描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08月19日第六版)

 



【作者: fadaren】【访问统计:】【2005年02月2日 星期三 12:33】【 加入博采】【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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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anonymous   2006-10-30 22:14:25   

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田涛中国法制史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其中既涉及到法学的内容,也涉及到历史的文献。因此,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正确地利用历史文献,是中国法制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百年以来1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前辈们,从他们实际占有的古籍文献材料出发,作出了大量的探索和考证,从而推动了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但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将研究的重点侧重于理论建设,相继从已经掌握的历史文献中,发表了一系列精卓的见解,并且将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少数的学者,忽视了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考证:有的以论代史,高论满纸而空洞无物;有的论及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纵横高下,忽分忽合,任意发挥,不顾历史客观,言之无据;有的不惜割裂历史,变造材料,为我所用,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文献资料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有的先设立论,剪剪裁裁,拼凑证据,麒麟衣下,马脚频露;有的不去考证,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有的甚至大胆抄袭,盗用他人科研成果;有的明明使用他人二手材料,偏要亮出学问架势,广征博引,不注出处,矛盾重重,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有的名为合作,实为贪他人之功;有的号称主编,不过信手写得绪言数句,而对该书内容全然不负责任;更有甚者,为了跑马占地,虚张声势,擅改古人言语,编造虚假材料,真假杂陈,以假充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是一种虚假和浮夸的学风在作怪,尽管这些绝非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主流,但其危害却有必要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在使用材料时应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证,现存的历史文献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因此,在使用文献材料时,应当做详实的考证,只有慎重的使用历史文献,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有些学术界的前辈,也由于盲目的使用历史文献,而导致在研究中出现偏差。最近,我们将张晋藩先生十余年以来公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集中进行了研究2,并将张先生所征引的部分古籍文献加以登记核对,原本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比对和考证,能够借此向张晋藩先生潜心学习,以期得到提高和进步,但在核实考证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很多问题,令我们陷入困惑。为此,特别从中选出一些论述,与广大的学界朋友们一起讨论,同时也希望能够和张晋藩先生直面商榷。当然,更盼望和期待着张晋藩先生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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