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那段“流亡史”
——读陈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中国政法大学 姚明斌
曾经听王人博老师说，知识分子心灵最好的生存状态是流亡。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既是无奈又恰是最不坏的生存状态，是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政治情势之间的深层张力所决定的。当我们审视中国风雨飘摇的百年政治艰途和在其中流亡的个个生命，必然无法回避百年来与之交织在一起的一代代法律人呕心沥血的“流亡史”——甚至可以说，百年来的中国法律人在强敌与弱国，理想与现实，传统与西学，学术与政治，灵魂挣扎与肉体磨难之间的流亡，彰显了变革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品性为脊，承挑历史交汇处家国复兴与学识理想重担的悲壮。
因此，当我看到学长陈夏红兄的新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时，心头涌起的是由衷的欣喜和悠长的感慨。通过“还原”张耀曾、沈钧儒、高一涵、吴经熊、杨兆龙、钱端升、谢怀栻、王名扬、周枏、江平所经历的那一段段百年中国的“具体法史”（杨玉圣老师语），夏红兄让我领略了前辈在中国近代法律历史中坚持法治诉求和学术求真所经历的辛酸苦辣，进而可以放大出这一批法律人在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和宽容理性的学术氛围中流亡，抉择，挣扎，坚持的治学品性和道德情怀。
通过阅读夏红兄用平实而流畅的笔墨描叙的这一段“流亡史”，不难体会到，不管是从民国中期到新中国成立，还是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这些“法学圣徒”（夏红兄语）经由学术通往政治以期救国强国的梦想都由于学术与政治在不同利益环境中的紧张而流于失落。无论是张耀曾、沈钧儒、高一涵还是谢怀栻、王名扬、周枏乃至于江平老师，尽管身处的政治环境不尽相同，却都面对一个共同的困境，即他们的学术追求在权力生态和利益话语的笼罩下丧失了一种最起码的独立性，即使是个体在治学品性的指引下坚韧地追求某种方向，也会囿于学术以外有针对性的困扰阻碍而显得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里，我再一次领会到人博老师提到的“流亡”的生存状态。在风雨如磬的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必然需要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对自己的诉求方向与追求方式作一番有意义的考量。考量之后，有的人可以很轻松地放下知识分子这副吃力不讨好的皮囊，他们希望前方潜在的物质利益可以填补随之而来的精神空洞。另外一些人，选择了固守一如既往的目标，即使是学术与政治的融合，依旧是以那个强国安民，追求自由与理性的目标为前提——他们，势必容易被权力和利益的持有方排斥在权力话语的语境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圣徒”们持守着法治精神内核与变革家国法治现实梦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环境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颠荡的流亡；在流亡者的内心，有一盏灯的恒光熠熠生辉。
邓正来老师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作者这种对中国百年重要法律人事迹的梳理，是一种“应当引起当下学界重视的智性努力之一”。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智性努力的重要性在当今中国法学教育走入一个困境的情况下更值得我们去探究。法学教育困境的感性表征集中体现在受到当今法制实践不完善不规范的影响，学生的兴致不在于在法学的朝圣之路上脚踏实地地前进，而是让功利和现实的心态占据了本属于严谨的治学品性和悲悯的道德情怀的位置，到头来法学不再是前人所承载治学理想与强国之梦的争流劲舸，反而沦为潜身横流物欲中的个体逃避反思的救生圈。或许有人会提出，中国现今的法制实践就是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们不能过分沉溺于那些应然的虚构。这种无力的辩解恰恰说明了身在在中国法律人群体中的我们缺少最宝贵的传统财富。在一个以革命为主导的并时时呼唤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传统的存亡取决于革命所确立的标准，具体到法学的传统，我们对于百年中国法律人的“流亡史”缺乏一种从法学学术出发的理解与承续，用邓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在用学术以外的参照系来构建关于那百年历史的“记忆”。这样一种传统上的断裂，使得年轻一代的法律人要么基于功利而现实的标准不屑于探知前辈学人的智识财富，要么干脆漠视那段活生生的“流亡史”的存在，任凭自己治学品性和道德情怀的空缺而打着法律人的旗号游走在追求个己幸福的小道上——殊不知，那段流亡的岁月中已经有太多太多和我们今日的困境相近似的情势，前辈学人并没有气馁，甚至在通讯交通条将远落后于我们的情况下，在与灵魂煎熬与肉体苦难的抗争中，仍旧秉持一种朝圣的虔诚在中国的百年法治建设之路上洒下点点滋润后人的汗滴，我们又怎么能任凭现实的无情无奈吞噬了中国百年法学传统中那盏随着历史熠熠闪动的灯光呢！中国法律人探求法治的百年“流亡史”，在中西交汇的当代中国法学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传统参照，一样的法治追求，一样西学东渐，我们必须以学术的标准正视并重视那些“圣徒”虔诚探索的历程中的治学品性，感怀他们悲壮的流亡岁月中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只有这样，中国法治之路的行路人才能保有最起码的生存质料，他们才能获得从继续艰难地流亡走向形成坚定的主流的可能性。
我真诚地希望《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的诞生只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学学子探求百年法制建构历史中优秀的治学品性和道德情怀的一个开始，在与前辈相似又不尽相同的现实困境面前，铭记住那段“流亡史”，铭记住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灵魂挣扎与肉体磨难之间那艰难而虔诚的持守，努力让百年后的子孙能以成就者的心态来纪念法治中国的实现之旅。
2006年8月6日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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